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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2022年第4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维度研究”（项目号：19BKS046）；2022年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和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新时代美丽浙江建设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摘要］在唯物史观和历史思维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百年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叙事，更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叙事；百年历史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反思和创新。这种反思在理论维度上实现了从“外部反思”到“自我主张”的嬗变，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走自己的路”的更迭。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探索、形成、坚持和发展的“中国道路”不仅以实体形式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破解了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困境，而且正面回应了“以什么样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地”的时代课题，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从“单一模式”到“多种道路”的范式转变，构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飞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握历史大势，取得历史主动，必须在大历史观中、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探寻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不仅要把握历史具体的经验事件、感性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对历史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即在唯物史观和历史思维中审视和反思历史本身。

01 视域的选择：从唯物史观到大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次进行了总结，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据此形成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论、社会形态更替论等原理，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

如果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等意义上来使用“唯物史观”这个范畴（此时“唯物史观”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四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唯物史观”），那么唯物史观的内涵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内容，而是一种“大唯物史观”。在这种“大唯物史观”中，马克思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来阐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马克思把实践作为最基本和最首要的范畴，进而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通过对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是人的解放———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体、现实条件和现实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同等意义上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唯物史观，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区别：马克思看到的不仅是费尔巴哈直观的感性世界，更“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的这种大唯物史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那就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即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看待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思维”“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都贯穿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历史观”“历史思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种“历史思维”“大历史观”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创新。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宏观历史视野中，在思想进程中拨离历史的细节、抓住主流，放置偶然性、抓住必然性，拨开历史现象的迷雾、抓住历史事件的本质，以思维逻辑的必然性呈现出研究对象发展的历史过程，即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样才能抓住历史发展的方向，把握历史大势，求得历史主动。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对这一百年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纵向梳理，也不是用堆积的历史材料或历史史实来证明某种观点的合理性，更高阶的目的是要在这百年历史的经验内容的支撑之下，在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维度中，通达社会主义五百年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所蕴含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立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又跳出这百年历史，在唯物史观和历史思维的镜域中，在反思批判的视角中，在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02 理论的反思：从“外部反思”到“自我主张”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如影随形的是各种误解，尤其是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史中在不同时期同样经历着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对错误的反思。在实践基础上，在对“外部反思”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教条主义错误的反思中，我们获得了“自我主张”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境界，这就意味着我们科学地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来看，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虽然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并谋求超越这种不合理性，但是人们“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只能陷入到空想社会主义中而无力“改变世界”，因为人类解放这一任务只能“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 才能真正提出来。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普鲁东等的过程中创立的，是在同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保守的、批判的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也依然遭到了各种误解。在马克思生前，不仅批判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且在反讽法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用教条主义理解自己的理论时写下了“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留世名言。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续同各种教条主义进行理论斗争，在恩格斯去世前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直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这种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可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是一个自马克思主义产生就伴随而来的历史问题，应验了马克思“伟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e》〔“命运”〕” 的判断。

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外部反思”（äusseren Reflexion）思维方式，所谓“外部反思作为一种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不会深入于并停留于特定的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抽象的普遍性）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外在地———运用于任何内容之上。” 当马克思主义遭遇了“外部反思”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就遭遇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懂矛盾的特殊性，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万能药方，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当作僵死的教条，生搬硬套。回顾人类历史，几多理论都是在不断地遭遇误解，又不断地被澄明，从而为人类指明了未来。马克思主义亦无法摆脱这种天命。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外部反思”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产物和结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我们唯有在发展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书写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因此，虽然“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中国共产党亦不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不断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 。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之也把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带到了中国。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粗暴干涉，直接导致了民主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王明等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革命初期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仅没有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延安整风运动肃清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当我们纠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之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错误现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照抄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错误。改革开放前后，我们面临的教条主义主要是“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和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则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话语或者苏联模式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与否的标准，直接阻碍着改革开放和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不同时期出现的教条主义———要么没有通达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要么无关乎马克思主义的实体性内容，虽然表现形式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都是“外部反思”思维模式的具体表征。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当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教条主义错误的时候，毛泽东等同志已经开始探寻深入中国革命现实、深入中国革命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即“自我主张”。深入中国社会实际，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就是要在全面把握当时中国现存的经验内容的支撑之下，在把握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中贯通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而把握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深入中国革命、建设实际，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形势，把握中国革命、建设特点，在坚持实事求是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冲破“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打破传统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以巨大的勇气打破姓资、姓社的禁区，重新把握世情、国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 ，在反对教条主义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了进一步回答，着重阐释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反对教条主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国情，求真务实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立足于“两个大局”，立足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转变，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系统性、创造性的阐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述阐释貌似没有脱离传统的阐释范式，笔者想做的工作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做一个历史的梳理，而是说明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化的马克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实践中，在反对“外部反思”思维模式所导致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所实现的“自我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性实践中以理论形式所把握到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的具体表达。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从正面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不同阶段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一百年，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百年。从反面来说，就是不断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态度作斗争的一百年。换言之，就是从反思“外部反思”进而走向“自我主张”的一百年即科学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一百年。无论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史，还是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外部反思”思维模式导致的错误认识，尤其是教条主义伴生着马克思主义———“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我们唯有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时保持反思批判的意识，才能在新时代的背景中用马克思主义析时代之理、答时代之问、解时代之题，不断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03 实践的反思：从“以俄为师”到“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实践展开的过程中，在反思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提出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的命题，开启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总体上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即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破，成功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纵观百年历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走自己的路”的范式转变，从“学徒状态”到“道路自信”的彻底转变。

（一）从“以俄为师”到“农村包围城市”

“以俄为师”虽然最早由孙中山提出，但真正把它在中国落地的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十月革命，不仅给中国送来了理论，更给中国送来了革命经验。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在这样的背景中，“以俄为师”成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不二选择。从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史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十月革命，革命工作的中心都是城市。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发动工人起义，但遭到血腥镇压而陷入工人运动的低潮。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清算了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始了土地革命。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在城市中的武装起义大部分以失败告终。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起义的武装部队转移到农村，走上了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道路。1930年中央明确提出把全部力量转移到农村去，走上了以农村联合起来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的以井冈山为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仅是中国革命客观形势的必然要求和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反思俄国革命道路的产物。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让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既要坚持俄国革命的方向，又不能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的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条革命道路的科学性。

（二）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虽然毛泽东同志是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中阐释这一结论的，但是阐释的时间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对革命时期的总结，更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构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亦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性的紧迫问题就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实践经验，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过程中不得不参照苏联，引进苏联模式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某些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

很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明确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我们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提出、探索并试图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客观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特色；另一方面由于探索中的失误，我们不仅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也没有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综上所述，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我们提出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的命题，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苏联也是只看到其建设中具体方针政策上的缺点错误，还没有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总体框架中的问题” 。

（三）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他认为我们既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之路，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打破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并存，突破了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走自己的路”与“走俄国人的路”是否对立的问题，是不是实现了一种范式的转变。学界争论比较大，周尚文教授认为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 ；周新城教授坚决反对用“走自己的路”否定“走俄国人的路” ；江丹林教授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伟大飞跃” 等等。争论看似各执一端，各抒己见，甚至可以说结论截然相反，如果深入争论内部逻辑论证，其实是一个范畴的界定问题，即对“走俄国人的路”内涵的不同理解。例如，周新城教授认为“走俄国人的路”包含了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制度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因此“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并不对立，并且我们要始终坚持“走俄国人的路”。如果把“走俄国人的路”限定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上，其结论在逻辑上可以成立，但是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多少有些出入。虽然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世界图景”的中国化道路即具体道路的探索，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探索的过程中“俄国人的路”尤其是“苏联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印记。换言之，“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我们都走过俄国人的具体道路。” 从“俄国人的路”尤其是“苏联模式”中挣脱出来，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真正实现了“走自己的路”。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不断反思自己的“先生”、探索自己的道路的过程，就是不断摆脱“学徒状态”实现“道路自信”的过程。中国特色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坚持和完善，不仅标志“以俄为师”的彻底结束，也标志我们彻底走上“自己的路”。

04 第四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在理论反思中实现了从“外部反思”到“自我主张”的转变，在实践反思中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这双重转变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视野中审视社会主义实现从“单一模式”到“多种道路”的范式转换，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继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之后的第四次飞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一）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根本困境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苏联的直接、间接帮助下，东欧等大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还是“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换言之这不仅在实践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中探索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地的具体道路。但苏东剧变，貌似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西方学者看来从实践上证伪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也否定了苏联所开辟的这条把马克思主义落地的实践道路。

从实践维度来看，苏东剧变直接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低潮，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都不得不考虑“马克思主义何去何从”这样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 。从理论维度来看，我们又不得不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思想的挑战。美国学者福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这让马克思主义陷入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的根本困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何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何以落地？这个双重困境在本质上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可以从理论上证明，更重要的是实践维度的证明，而实践维度的证明在本质上又是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落地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历史终结论”风靡一时的背景下，甚至“一些原来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纷纷远离马克思主义之时” ，法国著名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出版。德里达借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幽灵”一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存在于当下生命之外的” 幽灵。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中，植根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中” ，因此“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德里达可谓当时时代背景中的“逆流”，在“历史终结论”的迷雾中再次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我们遑论其逻辑论证的严密性，即使德里达的逻辑论证严密无缝，经得起任何辩驳与考验，但在实践上依然没有办法撼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构成的主流思想。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们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换言之，要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仅仅有理论逻辑的证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这种“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是实践维度的证明。总之，我们在高度赞扬德里达的理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囿于理论逻辑证明的“德里达方式”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困境。

（二）中国共产党突破根本困境的实质性回答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理论反思中实现了从“外部反思”到“自我主张”的转变，在实践反思中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双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嵌入的关系），这一双重“中国化”的成果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道路”。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史高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提振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世界性意义在于：不仅在“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科学地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落地”这一时代性课题。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践”的形式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 的生动范例。当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面临双重困境之时，当“德里达方式”无法突破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的根本困境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现辩证统一，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主义，而且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而且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且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无以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历史没有终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地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落地”这一时代性课题。苏东剧变只是苏联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流产，也就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具体道路的失败。因此，苏东剧变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背景中，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应该以何种方式落地？尤其是落后国家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果带来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固守苏联模式而步“苏东”的后尘，也没有全盘西化而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澄清“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的基础上，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正面回应了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落地”这一时代课题。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在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反思中所探索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践”上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落地”这一时代课题，从而对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实现了本质性突破。

（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范式转换

如果说“苏联模式”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马克思主义落地的唯一模版，并把这唯一的模式异化为社会性质的衡量标准，换言之“苏联模式”更多的是僵化地脱离特殊性而强调普遍性（苏联把自己僵化的体制机制当成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予以推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在坚持普遍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即社会主义定向的基础上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因此，我们反对推广统一模式，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化。虽然我们更多地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意义。我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一全新“模式”的实践范例。这一生动范例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探索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种道路”。

综上所述，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这一空想社会主义奠基之作开始，在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成立使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东欧等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从“一国”到“多国”的第三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在反思中坚持“自我主张”、坚持“走自己的路”，成功探索、开辟、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从“单一模式”到“多种道路”的范式转变，构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第四次飞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添了中国力量，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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