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化亲密是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不仅映射人机关系的新发展与新变化，而且表达数字化时代的情感生活形态。一方面，数字化亲密是对传统亲密关系缺陷的一种补足、拓展和深化，虽然数字技术有助于异地分居的情人达成离而不散的价值共识，但互联网总是在剥离身体的前提下放大情感自我；另一方面，机器爱人通过深刻理解数字化爱欲中缺席的身体需要，为情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创造了空间，数字化亲密由此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实现了递增和回归。问题是数字化亲密没有达成独特的情感共鸣，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自恋化情结，因为亲密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消费关系，也不是控制关系，而是在遭遇他者的外化过程中发现自我和重塑自我的完整。由此，我们需要借助“再情感化”以疗愈和重启数字化亲密的未来。

关键词:数字化亲密；机器陪伴；情感资本主义

在数字智能化的加速时代中，亲密关系在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脱节，恋爱和婚姻已经不能排解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孤独、焦虑和不安，人们已然置身于“熟悉的陌生人”“世俗的不经意”与“数字化亲密”的复杂生活世界。吉登斯将亲密关系的数字化变革概括为“脱域”：“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不仅如此，性已经不再是用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繁殖需要，而是逐渐转化为消费社会中以快感经济为目标的享乐行为。以互联网社交平台为轴心展开的数字交往将“选择性”的传统社交关系重塑为“搜索性”的现代人际关系，一方面它补偿了因空间物理距离推扩而招致的情感连接的脆弱和匮乏，另一方面它又加剧了饱受数字化亲密撩拨而身体却处于缺席状态的爱欲困境。这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差效应：人们一边在现实生活世界承受情感疏离或冷亲密的攻击，另一边又在虚拟现实世界享受情感过剩的炙烤。“这些人是极度冷漠的，在内心深处，他们否认爱的可能性，在爱还没有展开之前就把它从别人身上撤回。他们身上残存的那么一点点爱的能力，又都被他们放到了各种设备上。”数字成瘾形塑的社交活动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高度专注于自我生产，媒介链接的过度知悉将人们强行拉进一个真假交织、安全与焦虑同行的虚拟现实世界，强烈的不安和孤独在不可预期的不经意间随时照临，社会生命时间僵化为一种信息不对等的纯粹消耗。２０２４年５月，ＯｐｅｎＡＩ公司发布全新版本的ＣｈａｔＧＰＴ－４ｏ，其最引人瞩目的亮点就在于ＧＰＴ已经能够识别人的情绪并且在聊天中与人进行情绪互动。同年，新的人工智能模型ＯｐｅｎＡＩ ｏ１正式登场，这标志着ＡＩ正在逐步掌握人类最核心的慢思考的思维方式，即智能机器的思维模式正在复杂化，它的拟人能力在逐渐精确化。那么，机器爱人究竟是一份额外的奖赏还是一种新生的耻辱，就成为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从匮乏到过剩：亲密关系数字化转型的情感症候

虽然学界对基于网络社交平台促成的亲密关系数字化转型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既有研究总体上秉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并揭示出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情感匮乏—媒介论

情感匮乏—媒介论主要论点在于数字化亲密是适应经济社会变迁以弥合因外在情感因素而产生空间物理距离的一种技术建构，它是社会生活数字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用以补偿和维持有缺陷的实体亲密关系最好的媒介选择。“数字化亲密作为缺失在场性的文化，连接着的是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的存续，时刻提醒着离散者‘家的存在’，对亲人的情感和家庭生活的记忆都能够被轻松唤起。”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由于生产发展的变迁，情感连接产生了物理断裂，因而个体的情感需求处于脆弱的连接匮乏状态，数字技术在这里是作为一种修复手段嵌入和填充进来的，旨在帮助情感需求的双方达成“离而不散”的价值共识。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人们终其一生只是在地方性区域社会关系中与一群固定而熟悉的人保持交往。如果不是受到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刺激和交通革命的辐射作用，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故土，他们只是被动地适应外部世界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长期的地理分离往往会使从前的亲密关系状态面临不忠的风险和考验，因而人们开始更加强调忠诚的重要性以及加重随之而来的违背忠诚的惩罚和代价。可以说，数字化世界与亲密关系的忠诚性以及忠诚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就社会交往和友谊的培养而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沟通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克服了空间距离对于人际关系之社会建构的限制。”这种观点倾向于突出数字媒介的连接功能，它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加强情感亲密度的延伸工具。从这种理论视角出发，一切社会生活都是被中介了的过程，“人们通过使用媒体而展开他们的社会交往，并且经此连接生活的不同范畴，打造自己的生活世界”。那么，这就很难把握数字化生活的特殊性和地方性，也很容易忽视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悖反关系，尤其是引发数字技术造就亲密关系疏离的消极面向成为盲点，也就没有能力深度挖掘数字交往的未来形态究竟会在何种意义上影响、支配和重构人们的情感生活。

（二）情感过剩—阴谋论

情感过剩—阴谋论的核心支撑在于技术重塑实体亲密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数字技术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情感脆弱和亲密关系削弱问题，反而会诱发新的情感技术控制陷阱。“晚现代的网络传播媒体不仅是信息机器，还是带有巨大情感力量的叙事机器。”随着数字内容的更加丰富和数字平台的日益完善，数字技术在资本的裹挟下获得了自反性，并且调动了情感世界的自反性。“数字平台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隔绝状态，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汇聚信息、数据、资本等生产要素与核心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精准的搜索工具，分析和挖掘平台参与主体的潜在需求、消费习惯、喜爱偏好、行为特征等，从而提高供需双方匹配精确度，实现精准营销服务。”搜索性的社交关系与数字平台的利益导向开启了情感的数字化转型，情感不再是与活生生的人的肉体融为一体的感性存在，而是转化为“具体的离散性的实体存在，它们以某种方式被锁定在自我之中。它们也可以被转化为文本，作为固定的实体而被人理解，并与自我分离，被观察、操纵和掌控”。虚拟恋人的情感商品化实践就是情感劳动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情侣角色出场，兜售自己的情感，提供一对一的文字或语音陪聊服务，与客户建立虚拟恋爱关系，从而使情感劳动转化为情感交易的一场爱情买卖。婚恋咨询公司所谓的情感专家和ＡＩ虚拟男友的情感商品化实践虽然在购买和获得亲密关系的方式、过程和目的方面与虚拟恋人的情感劳动存在细微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均是将情感转变为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陪聊方式来加以斩获的一种攻略对象，从而构建亲密关系以获取经济效益。这也揭示出当代青年的情感结构变化，数字化网络复合体越来越倾向于将传统的需要费心费力维持的实体亲密关系改造成消费者与情感商品的交易关系，并且致力于达成亲密关系的数字化、虚拟化与智能化转型。在此，情感匮乏机制依然有一定的实践效力，但情感过剩机制已经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三）作为情感机器的数字技术

以上两种观点都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那就是亲密关系的数字化转型表明数字技术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一种情感机器参与个体情感世界的深层建构。一方面，作为数字化世界的原住民，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结构的一部分。“出生于‘千禧一代’中后期和‘Ｚ世代’的青年在生活方式、职业选择等方面，更倾向于线上交往方式，形成虚拟社交圈层来表达自我。”网络虚拟世界已然像部落组织一样构成当代青年社交生活的一个背景。另一方面，数字控制强化了“技术黏滞性”。由于数字技术的使命异化为通过抢占人们的生活时间而剥夺他们的生活空间，数字化亲密关系由此表现出削弱乃至取代实在亲密关系的取向。“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社交平台的即时联结和无缝切换，使得人们很容易丧失对时间的掌控”，“越来越多花在线上的时间是以牺牲花在‘真实’（线下）世界里的时间为代价的，这可以说是‘电子一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把数字交往理解为一种生态主义的建构和演化过程不仅符合个体情感的变迁过程，而且符合数字技术资本化的演变逻辑，数字化亲密在这里主要指向在数字生态中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如当代情感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所指，数字化亲密是一种由科技进步促成的以互联网技术为媒介而建立的亲密关系，它的成长和加深几乎完全是通过电脑、网络摄像头、在线聊天及短信生成的文字或语音来实现，它更多地只论情感而不涉身体，人们甚至畏惧与喜欢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碰面，因为那样很容易就会滋生和助长爱情想象破灭的失望情绪。“科技让人们的邂逅相识脱离实体并自成规制，以语言交换为手段产生心理上的亲密了解，这样产生的亲密感并不是以体验或以身体为重点的，而是衍生于所产生的心理了解以及双方彼此联系的模式。”所以，与数字化亲密相对立的是传统生活方式中建立在身体和本能情感基础上的亲密接触，互联网复合体提供的是一种处在身体缺位语境下的前瞻式情感想象，它的想象基础不是身体，而是语言交换和文字信息等情感实体，并且这种想象模式下的欲望和幻象已经发展为一种自成目的的活动。

二、技术赋能：情感资本再生产的爱欲缝合机制

作为正在进行中的社会生活议题，数字化亲密已然是构建亲密关系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数字化亲密不仅仅是一种亲密关系，它还是一种复杂性的深度人机关系。“媒介不再只是社会生活的中介因素，更不是社会生活的外部因素，它自己也已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部分。”机器陪伴在这里发挥的作用除了补足，还有同质化的恐怖和操控。

（一）机器陪伴的亲密悖论

作为生活世界尤其是情感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核心内容，亲密关系具有鲜明的私密性和排他性，根源在于亲密关系总是建立在不同程度的信任之上，关系中的双方由于牺牲了一部分自由而共享隐私，由此塑造出一个情感共同体。由此出发，数字化亲密则是一种违反亲密原则的亲密关系，究其根本，否定性的他者在数字世界消失了。不同于熟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非个人化信任（包括对未曾谋面的网友的信任）助长的是自我膨胀。按照马克思的判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本质要求我去遭遇他者，因为我只能通过他者的触摸而感知到自己，我是被不同于我本身的他者赋予生机与活力的，我是在他者的凝视中确认出的自我，我也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才能回归真正的自我。然而，数字化亲密不仅没有让人们更好地与他者相遇，而且它通过放大纯粹自我的想象力而滋生出社会化的自恋情结，我的自我沉溺和无所不能势必会阉割否定性的他者。元宇宙的膨胀与ＡＩ陪伴的情感突破将会有很大的可能去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的极致化发展，在一个凝聚普遍价值共识的虚拟现实世界，社会公共问题被削减为私人心理问题，痛苦被剥夺了表达和被看见、被听到的机会。

数字化亲密本应致力于实现个体社会生活的更加完整，但是，失去与他者的关联意味着自我被抛进了一种停滞状态，后现代文化中的自我实现是一种趋向死亡的自我加速萎缩。互联网是一门深谙社会心理学的技术，亲密关系在这个无限蔓延的场域中展示出强大的张力：一方面，网络恋情之所以比现实生活中的亲密接触更有吸引力，不是因为它压缩了信息交换的时间和突破了情感交流的空间障碍，而是因为它通过废除人的身体激发出人们挖掘自我本质、彰显自由个性的潜能，他们仿佛不用等待社会变革或期待某种奇迹的发生就可以真实地表达自我与占有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虚拟的沉沦与现实的沉沦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虽然数字化亲密消解了与周遭世界碰撞而产生的那种强烈而直接的异化与社会疏离感，但是自我在网络世界中依然没有摆脱被异化的命运，自我成了一种被广泛浏览的景观商品，他者的消失将自我的类本质悬置为无根的浮萍。数字化亲密通过排除他者的否定性而隐含着一种潜在的结构性暴力：在微博、朋友圈、公众号、抖音等各类社交网站上秀恩爱、上传自拍照、朋友聚餐等最新动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已经转化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姿态化表达，作为当事人展示和强化亲密关系的一种形式，它隐性地要求他的社交圈对此作出回应，点赞、评论或者进一步的线上交流，由此绘就一幅完整的数字化亲密景观。如果你不能接受数字化亲密所传达的肯定性文化，那么你势必会被排挤成一个无法为常人世界所接纳和认同的局外人。这指向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尽管他遭受着暴力，却在社会层面获得了合法性。

虽然数字化消灭了距离，从而将人拉进一个即时沟通的信息世界，但是他者的缺失决定了数字化交际只能加速信息的交换，不能带来亲密关系的递增和回归，它仅仅是把人连接了起来，不能造就人与人真正切近的亲密关系。“真正的共鸣以他者的切近为前提。如今，他者的切近让位于同者的无差别性。”数字化交际使得一切都成了透明的、可数的、可比较的和可交易的。在情感资本主义文化中，情感不再是神圣的、难以捉摸的对象，而是被通约为一种可以被审视、评估、量化和交易的资源，可以转化为有利于社会资本增加或职场晋升的情感资本。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加持下，婚恋市场被打造成一个提供理想伴侣的商品世界，情感伴侣不再是选择性的，而是搜索性的。结果，情感在获得最大化通约性的同时，情感的浓度被快速地稀释，数字世界中唯一真实的只有自我满足后紧紧尾随的空虚、无聊与焦躁。

（二）数智赋能的爱欲缝合

如果问题只是朝着单极化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自然是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糟糕局面：虽然数字化为亲密关系的构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但是它正在掏空自己所赖以维持的身体资源。然而，万物互联的技术世界并不只是简单地重新表达肉体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去身体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数字化亲密还有反弹的活性，身体并没有被完全而彻底地遮蔽了起来。恰恰相反，事情的另一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易洛思揭示的冷亲密只是情感资本主义演变的一个方向，它所创造的窟窿将由情感资本再生产的机器爱人来补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数字化的本质是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数字技术化，数字媒介的“去身体化”过程只能表明数字生活是有缺陷的，而一旦资本主义看到了这个缺口，它就不再能够继续成为堵塞情感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转化为情感资本再生产所要抢占的外部空间。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包括资本的周转和循环过程，它要求投入生产的货币能够再次回到它们的起点。显然，资本再生产存在一个递增和回归的积累过程，以实现资本的内在循环。同理，情感资本必然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它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情感的生产过程，也包括情感的流通过程，它要求人们投入其中的情感能够回到最初的起点，即只有让人们保持对数字化亲密的痴迷才能实现情感资本的再生产。“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机器爱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虽然某个机器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它能够依靠占有过去的知识而积累和调动更多的资源，从而产生机器与人之间的一种“差速”，即人的生活总是中断的，机器的活动却是一种连续的中断。

如果说亲密关系的数字化生产只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一阶赋能，那么情感资本的再生产则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二阶赋能，它不仅要求有效缝合热亲密与冷亲密割裂的无身体状态，而且要求通过情感资本的流通来实现技术资本的内在有机循环，由此数字化亲密的生产与再生产获得了连续性。这主要表现为机器爱人的快速发展和未来预期，机器爱人主要指以ＡＩ陪伴为核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它致力于实现人机联姻的生活状态。在２１世纪初期，与机器人发生情感连接的想法被许多人认为是古怪的、无耻的甚至是变态的，如今人机婚姻已经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甚至是备受瞩目的事情。机器人专家大卫·莱维认为：“我们与机器有一种准人类的关系，作为帮助的伴侣，作为真正的朋友，作为宽容的父母，作为性对象，以及作为性伴侣。”人工智能将会是通往未来亲密关系的一把钥匙，人类会爱上机器人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机器爱人不但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一大进步，而且它真切地理解与交友软件相匹配的实体陪伴和亲密接触，这就是说机器爱人的兴起与互联网交友平台所造就的情感“裂隙”具有互补性。

数字化亲密带来的精神刺激是有限的，它必然触发人们对生活真实感的强烈渴望。网络爱恋作为最新的情感形态，它使得情感已经成为一种不是必须要求第二个人身体的在场，它更多地要求人们能够无限制地表达自己的爱欲以探索不同的情感世界，这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心理压抑、情感堵塞和缺乏想象力的人们而言，数字虚拟世界简直就是他们的福音。然而，如果情感资本只是停留在数字化的膨胀阶段，那么它是很难实现再生产的。因为人类选择坠入爱河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填充需求，那就是对诸如家人、亲人、爱人和朋友等具象化亲密接触和陪伴的情感需要，因为这不仅能让人感受到身体的真实性，还可以带来精神的满足感。传统亲密关系最为核心的一个构成要素就在于近距离反复接触而沉淀下来的熟悉感———这要求人们更多地见面、花时间在一起为对方考虑并且促进和享受彼此的交流与互动。网络世界只是用文字和音频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却没有消灭空间障碍，倘若数字化亲密不能促成实体亲密关系的回归，那么人们很快就会产生情感倦怠，这时数字化亲密就会堕化为日常姿态化和仪式化的情感形式，它不仅不能重塑“离而不散”的价值共识，反而会加剧亲密关系割裂的痛苦，这时最好的情感纽带最终将会成为捆绑他们的时间绞索。

机器爱人不仅为亲密接触提供了一个更容易得到的环境，而且巩固了数字化亲密的再生产，因为它承诺了更好的机器陪伴体验以及更具想象力的亲密关系。在对话、声音、知识、虚拟兴趣、个性及其存在的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机器人能够借助数字智能化提供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并且这种多样性还可以在购买时根据喜好进行个性化定制。这远比日常生活中需要费劲维持的恋爱关系更能直接满足他的情感陪伴需要。对消费者来说，情感含义和暗示比性欲更为重要，他们之所以愿意付费不仅仅是出于性，而是源于他们还有感受和体验到专注、倾听、温柔和愉悦等促进行动能力的交换需要。持续增加的社会生活压力与日常心理紧张，让人们渴望在更温暖、更利于交际尤其是更容易快速进入的环境中找到情感满足。

（三）机器爱人的情感限度

尽管莱维对机器爱人的未来预期是乐观的、大胆的甚至是富有挑衅意味的，但是这样一个完美的数字伴侣是目前的人工智能水平无法达成的。一个合乎人类期待的人工伴侣要求科技公司必须深刻地研究人类的情感，并且培训机器人觉知人类情感的能力。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能力，而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能力。即便人工伴侣还未迈向机器人形态，它也需要具备视觉能力、本体论、表征资源、推理能力以及一个有用的家庭机器人所需要的那种规划生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情感必须被转化为能够被学习和模仿的数据。而这很有可能提升智能权力的数字控制能力，因为人工情感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获取人类隐私的基础之上，它的情感模仿过程也是对人类情感劳动的贬低过程。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掌权人必须考虑用户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始终把用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在多数情况下，获取经济利益才是他们的首要出发点。

然而，即便如此敏感而又贴心的机器爱人和我们还是有很远的距离，聊天机器人如今入侵人类情感世界的能力已经足以引发和促成我们的反思和批判，并且目前兴起的ＡＩ陪伴会为机器爱人的长远发展争取相当多的时间和空间。问题并不在于机器人是否能够尽快具备情感能力，而是聊天机器人已经具备了激发人类情感的能力。２０２１年，《旧金山纪事报》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讲述一个名叫约书亚·巴博的加拿大男人通过训练ＯｐｅｎＡＩ开发的ＣｈａｔＧＰＴ－３来生成已故未婚妻杰西卡的数字生命，而这个聊天机器人似乎准确地掌握了死者的讲话风格。通过杰西卡的旧短信和脸书信息，约书亚开始和一个令人信服的杰西卡复制品聊天。在这里，人工智能展示出“复活”死者的潜力，“我们谈论以及与死亡机器人聊天的方式———围绕和延续这项技术的修辞———共同促成了一种复活的体验”。被赋予熟悉感、亲切感和温情感的数字生命有效地巩固了人与机器的共生关系，这里不仅有记忆的再现，还有对所爱之人的重新想象。聊天机器人成功地扩展了情感的外延，一个“数字幽灵”游荡在人间，身体与精神的分离在网络世界被重塑为一个全新的数字生命，尽管它是虚拟的，但它却无比真实地牵动着每一个与此相关的现实生命。我们将数字生命唤起人类情感的效应称之为“数字的馈赠”或“智能的馈赠”。需要警醒的是，这在数字化时代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抢占生活世界，它不仅对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具有不可分割的重要影响，而且已经入侵到人们与死者的沟通方式，虽然死者依然是不可触不可见的，但她能够借助数字永生向活人传递信号。按照这个逻辑，机器爱人完全可以让死者以躯体的形式“再生”，问题只在于情感市场的需求程度。事实上，元宇宙和ＡＩ陪伴本身就已经是对这一情感需要的加强版拓展，它们之所以如此富有吸引力并非只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最方便最快捷的情感纽带，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已经成为情感世界的一部分在发挥作用，前者通过垄断痛苦将人拘囿在一个实现永生的数字世界，而后者则致力于满足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真实需要。

为了实现情感资本的内在循环，情感资本的再生产必然要求人工智能捕获人们的情感需求，但这是否表明靠机器维持的情感关联真的是人类所需要的亲密关系呢？显然，死者在聊天机器人语言模型中没有被复活，它只是依照用户的情感、欲望和记忆“复活”了死者的部分数字生命。情感资本的再生产旨在填补每一个因数字化缺陷而造成的缝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没有消弭痛苦，它只是缝合了一些创伤。“模拟的思考可能是思考，但模拟的感觉永远不是感觉，模拟的爱永远不是爱。”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会倾向于喜欢一个和他在多方面有着相似性的人，而不是和他完全一样的人。与母子的天然脐带关联有所不同，一切其他亲密关系都以否定性他者的介入为前提，“爱欲的对象实际上是他者，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正是由于存在背叛、否定和不忠诚的可能性，被坚定地选择而孕育出长期的情感依恋关系才被视为真爱。正如韩炳哲的结论，纯粹意义上的爱来自“他者的馈赠”。机器爱人最致命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看透了生活世界的一个真相———他者先于自我，它总是如奴隶一样地把它的人类主人摆在第一位，热情地接受着人类不断提出的更加严苛的要求，以至于它比人类还要令人信服，比人类还要对人忠诚，它有着他者的完美性能，却不是一个全然他者，因为它没有自我，没有自主地说“不”的能力，所以它不具有否定性，而否定性恰恰是他者的本质。

三、“再情感化”：重启数字化与亲密关系的未来

“智能的馈赠”与“他者的馈赠”最根本的差异取决于有无痛苦以及痛苦的程度。换句话说，人们在未来是倾向于选择与人过完一生还是与机器共度一生，这不在于哪种生活方式更符合社会的期待，而在于谁更能够满足他的情感需要。倘若机器爱人更能让人类获得爱欲的满足体验，一种真实而有效的情感生活共同体岂不面临着被拆解的危险？倘若鲜活的人不再被爱，那么他们活着的意义又该去哪里寻找？在解构数字化亲密的任务完成以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符合人性需要的数字化亲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也是亲密关系辩证法的价值归依。

（一）作为被爱需要的“再情感化”

机器爱人在内在本质上是对人的欲望的一种呈现，它揭露了人类有爱他者的情感需要，但是机器爱人并不具备爱人的能力，即机器人可以扮演爱人的角色，但它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充分的爱者。欲望总是在别处，它总是在得到了的地方去重新欲求不一样的东西。尽管情感资本主义致力于通过通约情感来实现情感的商品化流通和实践，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情感的个体特殊性，毋庸置疑的是情感始终存在不可通约的部分，这决定了情感的主体只能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数字化亲密的结构性皈依也只能在实在陪伴的过程中寻找美好且有意义的未来。我们将这一携带着数智技术的亲密关系的高级复归过程把握为“再情感化”，它主要指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将数字化亲密的积极部分———比如通过数字化亲密获得的情感支持、信任、温暖或想象———融入自己真实的情感生活中去，并以此滋养和助推情感自我的完整与成熟。有学者已经向我们展示出社会生活“再情感化”的可能：社会的货币化确实会在纵欲的过程中玷污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就此堕落，相反，他们是懂得“如何利用经济活动来创造、维持和重新调和我们与他人的重要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的”。也就是说，“再情感化”并不反对人们从机器那里寻找爱欲的满足，它承认机器陪伴的有用性，只是不能接受人们丧失去爱鲜活他者的能力，毕竟每个人既有爱的需要，也有被爱的需要。

（二）作为反消费主义的“再情感化”

数字化亲密的本质是情感想象力的急剧膨胀，我们需要借助“再情感化”来对抗数字化亲密的快餐式消费主义，以捍卫本真的情感。数字化是抢夺时间的赛场，它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将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事物全然地数据化、即时化和可用化，虽然它能够弥合缝隙，但它也会创造新的分裂。消费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更新和刺激人们的物欲，这也会刺激人们对机器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渴望，最终消费主义会把数字化亲密直接而明白地显现为人对机器的消费关系。然而，机器本身并不能主动去欲望，这导致人们的爱欲也会由于无法在机器爱人那里感受到被欲望而招致枯萎或消失。

三浦展提出了一个与消费主义相对的“再生活化”的概念，“是指重新整理、评估经济高速发展前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比如，人们花精力和时间对二手衣服进行缝补和修理，不仅可以唤醒从前的主人对这件衣服的情感，还能实现资源的重新利用，这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共享理念，这种现象就是“再生活化”。我们提出的“再情感化”作为再生活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求人们不能只是数字化亲密的消费者，还应该是数字化亲密的调节者，他们必须有再度发现他者的能力和感受痛苦的能力，也要有在周遭的生活世界中培育切近真实亲密关系的耐心。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与单身主义的蔓延，生活照料正在发展为一个成长型市场，不光病人和老年人需要照料，许多未成年人的生活照料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把焦点放在陪伴上实在是太狭隘了，解决生活照料的共享需要才是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相信将机器爱人纳入照料机器人的角色定位会更符合社会发展对数字化亲密的需要，而且它也更接近人们对机器“拟人化”的发展预期。拟人化就是以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和描述机器人，把人类的特征赋予它们，并使其行动合理化。一旦我们从拟人化原则出发，人类就无法继续容忍机器人像奴隶一样被剥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畏惧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机器体系有人的属性。机器体系的本质是自然，而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机器人的被剥削预示着部分人的命运将会像他们一样无足轻重，因此必须提升机器人的社会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菲亚成为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公民是有进步意义的，这里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她的公民身份，而是人机关系有望走向一种更加自由与和谐的伙伴关系。

（三）作为切近真我的“再情感化”

我们能够在数字世界找到情感慰藉和精神刺激，也可以寄希望于从机器爱人那里购买亲密接触，但它不足以构建长久的亲密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究竟想要数字化亲密给我们带来什么。对于那些被孤立的社会人群而言，数字技术是他们融入社会的支援体系；可是，对于那些只有在解决吃饭和睡觉等生理需求时才会离开网络的数字人而言，数字世界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真实世界；这两者显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为了自我充实，它是数字化消费的成熟形态；后者却属于自我消耗，它是数字化消费的幼稚形态，当他们选择把灵魂交给数字世界，他们也就放弃了探索成熟自我的机会和能力，这显然有违亲密关系的价值旨归。我们支持和肯定前者，批判和否定后者，是因为一个成熟的人不仅有情感，他还懂得恰当地运用情感理性，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一个更加自由的数字生态环境中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他才更有可能与数智技术展开更有质量的情感互动过程。

我们之所以认可亲密关系是一种好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爱、信任和团结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遭遇他者的过程中感知自我、追求自我和发展自我。鲍德里亚认为，通过规避与他者的遭遇而招致的自我膨胀、自我剥削和自我攻击属于恶的透明性，因为他不仅无法通过远离他者而发现自我，反而因此被剥夺了切近真我的能力。数字化亲密是脆弱的，“再情感化”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数字化亲密的中介内涵。亲密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而不是与机器爱人的单向互动。按照这个逻辑，数字化亲密只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数字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它的重要性还在与日俱增，但是它不能也不应该在人类的情感生活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它理应致力于提升人们的情感生活质量和促进情感人的自我全面发展。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机器，更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和机器人在一起变得更好的机器”。这要求我们在精神上进行自我斋戒，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认识自我的心智。亲密关系的本质是通过他者来进入自我、观照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成长，如果智能技术和权力领先一步洞悉人类身体和精神内部发生的一切，那么决定权就会转移到它们身上。正如数字技术抢占的是人们的注意力，而陪伴机器人企图攻占人类的爱欲，如果它们要实现彻底占有人类的目的，就必须更懂人们的心智。同样，“如果你还想为自己的存在、为人生的未来保留一点儿控制权，就得跑得比算法、亚马逊和政府快，在它们之前就认识你自己”。如今，我们不仅对心智的流动一无所知，而且没有控制自己心智的能力。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应该具备和机器体系背后的资本进行赛跑的能力，趁着还有选择就应该去研究人类的心智，以避免被彻底控制的命运。

作者：周春林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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