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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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高生:探索杂志: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历史逻辑、价值追求和实践原则
作者:时间:2025年11月05日 14:43阅读: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引领中华民族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发展,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战略与使命担当,体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持续探索与历史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文明底蕴的现代化,其内蕴的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价值根基,赋予文化强国建设以葆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秉持发展创造文明的守正创新精神、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塑造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大国形象、构建和合共生的国际文明秩序等价值追求。新征程上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明确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坚定文化自信,铸牢强国建设的文化根基;增强文化创新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增强文化引领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文化影响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凸显文化力量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支撑作用,正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实践彰显其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33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2035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征程上,沿着既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当前的重要任务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成就,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快建设文化强国进行思考”[1]293,并将这些思考转化为系统且科学的实践路径。由此,系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演进、价值追求、目标愿景和实践原则,不仅能够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学理支持,而且彰显高质量的文化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巩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文化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24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不仅承载着新时代赋予的新的文化使命,更是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学者们围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路径展开了多视角、系统化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为深入阐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价值追求与实践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规定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3]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文化强国建设来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也需要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充实国家的精神力量”[4]。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与价值引领。它不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化底蕴和文明价值,还有力提升了国家文化治理与现代性建构水平,从而对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产生强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5]。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正是通过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和社会效益,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最终作用于、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它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走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7]。因此,文化强国建设不仅服务于现代化目标,更在深层次上参与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与世界意义。
二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意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举措[6]。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深层动力,为各族人民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力量源泉,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宝贵资源,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8]。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秉承鲜明的主流价值导向,“在‘根基—目标—保障’的逻辑演进中形成独特的价值叙事”[9]。因此,新时代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以“民族性的历史厚度、创新性的时代效度、人民性的价值底色、辩证性的哲学高度和世界性的文明视野”[5]建设文化强国。
三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党在新时代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10],因而“需要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谋划”[11]。在实践推进层面,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坚守文化主体性,推动构建“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自主立场、独特创造以及文化主体的精神合力”[12]。深化文化体制机制变革亦至关重要,需要系统设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案、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机制、促进技术赋能体制机制改革[13]。强化科技赋能促进文化产业现代化发展,以此提升文化科技驱动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14]。同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新型劳动者培育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力量、新型劳动资料激发文化强国建设的科技动力、新型劳动对象丰富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样态[15]。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遵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演进脉络与新时代价值取向,进而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原则与发展路径,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
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始终以文化的兴盛为先导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16]3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仅体现为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增强,更“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为文化传统的自我重构与文化生命的现代化提升”[17]。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始终将推动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作为重要使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华民族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型发展,呈现出清晰的“‘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时代主题发展脉络”[18],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战略与使命担当。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文化自卑自省走向文化自信自强、从文明蒙尘走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跨越,不仅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为人类现代化道路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文明视野。
(一)现代化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先进的中国的追求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作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一宏伟愿景不仅着眼于未来,更根植于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把握。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艰难境遇。中国共产党在众多党派探索民族图存、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脱颖而出,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这一时期,党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审视中国文化发展路径,“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发生巨大变化”[19]。中国共产党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开启了从精神上被动转为主动探索现代化、自主构建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新阶段,积极探索通过激活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以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开始对文化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思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0]534。这里强调的“民族形式”“中国的特性”,其重要来源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意味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1]318-319,从而使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建构的重要根基。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22]21,强调中西文明应“合一炉而冶之”,而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3]157。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早期以来就有的文化自觉与国际视野。因而中国共产党将文化建设置于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之中,明确提出“以新文化改造中国”的理念,致力于“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0]663,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0]663。这一“新文化”以革命文化为核心,一方面,它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0]698,旨在通过革命方式破除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障碍;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的文化,契合了实现民族独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诉求,旨在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为整体社会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提供文化支撑,回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这一时期,党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干部教育和群众文化普及工作,推动创作了一批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军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实现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不仅服务于思想启蒙与民众动员,也有力支撑了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多方面的革命实践,体现出文化作为社会变革重要推动力量的深远意义。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启阶段开始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序幕。1956年随着“一化三改”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始终朝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奋进,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党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24]225,并系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科学解决了文化继承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毛泽东强调应在“以我为主”基础上,积极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倡导“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25]264。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据国情与形势变化,努力把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25]350的国家,其战略目标的确立也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拓展为“四个现代化”的演进过程。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3]207。这一论述不仅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也体现了党对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要地位的深刻把握,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6]483。这进一步突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开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强调,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7]3,并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从物质文明拓展至精神文明,体现出更加全面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三大进一步确立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部署,使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理论支撑和制度设计日趋清晰、系统,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和发展动力。
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科学把握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基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关系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27]144,并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8]208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前提。党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唯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与发展优势。
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文化提升至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和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大战略安排。为加强文化建设,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9]18,为其赋予了清晰的时代定位与发展导向。进入21世纪,伴随全球化进程加速,文化与经济、政治和外交的融合更加紧密。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30]562的战略目标,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着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31]637-640等。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功推进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强国建设的关键话语。以建设“文化强国”为目标,激活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性力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党深刻把握“两个结合”这一根本路径,将其作为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法宝。“两个结合”铸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两个结合”创新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精华与实践总结。”[32]在这一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持续破解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大挑战,筑牢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和发展方向;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面对“中华文明向何处去”“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通过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明确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途径与宏伟目标。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安排,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明意蕴,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7]重大课题,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290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自觉将中华文明现代发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拓展之中,融汇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实践之中,体现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之中”[33]。在这一过程中,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并通过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显著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全球影响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文明底蕴的现代化,其内蕴的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结合,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价值规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又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其以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为价值内核,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追求。
(一)葆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民族性的历史底蕴。“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285-286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作为凝聚国家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最深层根基,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质。依托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精神标识。正是通过中华文化在新时代传承与创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不断巩固和强化,为国家持续发展筑牢了文化根脉。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历史延续和创新发展的现代形态”[34]。这一特征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要遵循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更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赓续自身民族文化历史底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5]669这里的“条件”不仅包括物质社会条件,而且包括精神文化条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资源与精神滋养。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根脉。建设文化强国,意味着必须立足于文明大国的历史纵深,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推动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中华文明走向繁荣强盛,使之成为人类文明图景中的光辉典范。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筑牢深厚文化根基,实现行稳致远。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上,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二)秉持发展创造文明的守正创新精神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一特质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涵,并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内在动力。“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286从宏观层面看,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在面对内外部环境变迁、冲击与挑战时,凭借强大内驱力实现自我更新的重要保障。从微观层面看,创新性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品格,形成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意识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应变思维。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民族,展现出面对重大挑战时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支撑。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需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
创新创造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灵魂。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华文明当代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这一文化形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原则指引下,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融会贯通,从而开辟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文明道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始终保持主动创新创造精神品格,这正是其理论自觉与实践生命力的体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新对于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味着要聚焦现代化的新变化、新问题,将中华文明的优秀因子置于时代性的文化要求之中,不断梳理新思路、建立新机制、建设新模式、创造新形式,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具体实际需要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文明新形态,从而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三)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塑造了文化的整体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首先体现为文化上的融合与统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1]286这种融合最终呈现为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从文化表现上看,该格局源于历史上各民族在经济交流基础上持续深化的文化交流交融,凝聚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体现了对不同民族历史与精神传统的传承延续;从民族关系上看,它伴随跨地域、跨民族的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推动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不断深化,逐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凝聚力。它有助于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1]286,强化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从而为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提供深层次的文化支撑。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体现了以高度文化认同为精神文化根基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提供坚实保障。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认同、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现代国家,必须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性现代化的道路,充分发挥共有精神家园所蕴含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共同发展,确保多民族国家共同享有现代化成果。建设文化强国,意味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深化文化认同增强全民族在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上的统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统一进程不受干扰,护航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并为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和平与包容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四)塑造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大国形象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开放性的文化姿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286-287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大国,中国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展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气度,这种开放包容不仅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品格,也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包容的鲜明姿态。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为对内部多元文化的尊重与融合。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交流与互鉴形成的。正是中华民族以尊重包容态度对待自身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民族才能始终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保持文化的旺盛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中华民族以友好合作的态度,秉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不断扩大自身文明交流沟通的“朋友圈”,以文明交流互鉴有力推动了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塑造兼收并蓄的文化大国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文明样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它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以开放性的文化姿态展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塑造具有全球视野的文化大国形象。我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主动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我们以“文明共生论”超越西方“文化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胸怀和智慧,为世界文明繁荣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内蕴的博采众长、融通中外的包容特性,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和活力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5]404可见,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人类文明因平等、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和动力。
(五)构建和合共生的国际文明秩序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赋予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和合性的文明视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87回望历史,爱好和平、倡导合作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与价值传统之中。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从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高度,自觉谋划自身与世界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关乎民族文化振兴,更成为营造稳定、和谐国际环境的重要推动力量,彰显出中国致力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文明担当。
构建和合共生的国际文明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天下情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18,和合性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崇高道义追求,决定了我国始终以全球视野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并致力于推动构建一个多元共存、和合共生的国际文明新秩序。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积极倡导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内核的新型文明交往范式,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一元化、同质化逻辑,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生发出以中华文化为价值根基的和平性现代化范式。在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逻辑仍存挑战的国际背景下,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面推进,使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实现了自主性和话语权的提升,为实现多元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提供了重要规范,也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进言之,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内在蕴含了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理念,旨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文化共同繁荣。
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立足于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中以深远的历史眼光观照现实、以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实践,深刻把握文化建设的历史规律和理论内涵,并将其系统转化为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文化实践样态。新征程上,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导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全方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重点从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创新力、强化文化引领力、扩大文化影响力等维度出发,准确把握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原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一)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正确的思想引领是行动有效落实的先决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与实践遵循。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刻把握其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从而全面贯彻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理论性探索,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同时,这一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继承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5]134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36],为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是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体现了“体”和“用”的辩证统一,是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融合。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牢牢把握其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不断把理论创新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伟力。同时,必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开创文化发展新格局,实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新突破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飞跃,在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彰显出这一科学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真理力量。
(二)坚持以“两个结合”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基础与力量源泉。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以“两个结合”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强国建设的文化根基。只有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真正独立自主,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底气和动力。
一方面,坚持“两个结合”,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也是新征程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途径,并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随着“两个结合”持续深化,要在赓续中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推进当代文化创造,不断夯实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根基与理论支撑;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文化自信自强,增强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主动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增强文化自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7]3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始终保持高度文化自信的最大底气。因而,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要深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层价值,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铸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根基。
(三)坚持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中华民族历来富有文化创造力,创新性是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所在。通过文化创新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让创新和智慧充分涌现,是新征程上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举措。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培育文化创新能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人才的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37]32,充分体现了优秀文化人才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方面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应从人才评价、使用、激励等多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出人才和出成果并重,充分发挥人才在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中的关键作用,全面激发人才队伍的创新创造活力。应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深入把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匹配文化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推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冒热气”“接地气”,实现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推动数字文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对数字文明新趋势,应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全息多媒体、互联网等前沿技术,构建系统化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监测、管理与活化利用体系。通过“数字+文化”融合模式焕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形式,打造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的新形式和新产业,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利用数字技术平台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全球化传播,创新传播路径与话语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坚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其引领力的强弱直接关乎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治稳定。面对全球范围内文化交流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复杂态势,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仅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需要,更是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前提。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针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全局性变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37]3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伟大旗帜,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政治基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撑;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与此同时,应系统健全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体系,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互联网作为数字化生存新场域,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和文化竞争的重要阵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健全网络管理体制机制,搭建网络监管平台;要深化网络文化治理,推动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旗帜鲜明坚持网络意识形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牢牢掌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将法治融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要健全网络文化人才供给机制,加强全媒体建设,加强网络文化内容审核,输送更多积极向上、向善的网络内容。
(五)坚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
文化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一个国家文化在全球话语体系中获得的认同感和对其他文化群体的吸引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增强文化软实力、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强调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1]127,为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探索新媒体国际传播新模式,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格局。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一体推进国际传播的观念理念革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全媒体深度赋能国际传播,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拓展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国际传播渠道,推进国际传播形式多样化、多元化,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同时,要积极开展多边文明交流合作,积极构建国际传播多主体联动格局,通过立体传播渠道,深化中外媒体之间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实现文明对话的常态化、机制化与可持续化”[38]。
建立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积极传播中国理念与中国价值,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自觉和崇高的全球关怀”[39],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宣介,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融通中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逐步建立起既彰显中国思维特色、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的现代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同时,努力凝聚全球共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动力,携手应对挑战,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刻体现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持续探索与历史成就。“文化自信自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柱。”[40]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富内涵和精神滋养,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之路,不断构筑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文化根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这一进程既遵循世界文化强国建设的普遍性规律,又体现出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特殊规律,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成熟水平。一方面,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深刻标定了“何以中国”的文化身份,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别具一格的根基;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成功构建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文明形态,从目标与路径两大维度系统回答了“为何”与“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问题,为其指明了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愈发凸显文化力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战略支撑作用,正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实践彰显其深远的世界意义。
作者简介:卓高生,男,博士,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